一个英雄的悲剧

历史就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指尖，不经意地划过。

千百年来，我们这个民族是敬仰崇尚英雄的。然而，很多年来，有谁能记住那些与自己无关的别人，甚至是那些为民族解放、为人民幸福做出过贡献的“别人”？

我们要带着对时光流失淡淡的伤感和对英雄浓浓的敬意，以真实、以良知、以信仰去回忆、记忆民族的历史，去歌颂那些为人民的付出、为人民的牺牲。

千年岁月流转，消逝的是时光，留下的却是越来越厚重的情怀。

中国人不应该忘记这个伟大的中国人！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梅汝璈——中国政府派往远东国际法庭的大法官！

就是他，在以美国为首的盟军法官团队中争得了中国应有的位置！捍卫了一个战胜国应有的尊严和权益！

他用一种优雅风趣却寸步不让的坚持，终于迫使美国大法官将中国的席位排在英国之前而位居第二。

正如美国大法官对他说的：“所有中国人都该为他们有一个象您这样的斗士而骄傲”！

梅汝璈回答：“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帐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我不是斗士，我是法官，中国的法官”。

在对战犯量刑方面，再次发生激烈的争辩。一些来自未遭到日军过多侵略践踏的国家的法官们，不赞成处以死刑。

为了伸张正义，梅汝璈根据收集的日军暴行，例如在南京大屠杀中就用了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较之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单纯用毒气杀人残酷百倍，主张对首恶必须处以死刑。

当法国法官伯奈尔反对死刑,认为死刑不应在文明的国度存在时：梅汝璈举起一个杯子:如果说,杯子代表人类,水代表文明........他手一松，杯子在地上摔碎,水四溅..........

梅汝璈盯着柏奈尔：文明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可如果人的生命都被无情地毁灭，那文明还从何谈起呢?

当印度法官巴尔以佛教慈悲为由反对施用死刑时，梅先生说：巴尔先生,我再次提请您注意，您是一个法官！法官的职责是什么？是对罪行进行审判，进行认定！然后根据法律给予他们惩罚！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来做法官，您具有一个佛教徒的伟大情怀却在纵容犯罪，这决不是一个法官应该有的立场！如果您要坚持这样，那您没有资格坐在审判席上，您应该回到印度的寺庙里去！

(面对全体法官)，梅先生又说：死刑是什么？死刑是法律对犯罪最严厉的惩罚！为了掠夺别国的资源，为了扩张自己的领土，为了占领亚洲甚至全世界,日本干了什么？他们杀中国人、杀朝鲜人、杀菲律宾人、杀新加坡人、杀美国人、杀英国人、杀无数无数无辜的平民！他们抢劫，他们强奸，他们放火，他们杀戮，难道这些不足以让他们受到法律最严厉的惩罚吗？！如果法律不给日本、不给这些战犯以最严厉的惩罚，谁敢保证日本有一天不会再次挑起战争？！谁敢保证日本不会再侵略别的国家？！谁敢保证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不会再次复活？！他瞪着眼，强忍着泪问道：在座哪位先生敢做这样的保证？！

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把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七名首犯送上了绞刑架。伸张了正义，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为什么那么伟大的民族英雄法官梅汝璈竟然遭受自己同胞之凌虐摧残?

1957年反右运动，梅汝璈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对待。在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了更严重的批判和侮辱，身心交瘁。

据《南京大屠杀在公众记忆中的消失》，在当时极左意识形态操纵，导致高中历史课本都不记入南京大屠杀的前提下（如72年编写的高中用《中国现代史》71页只写了“千百万人民遭到杀害”[2]），当时他写的《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遭到了莫须有的指责，被扣上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战争报复’，还有人甚至从截然相反的方面指责文章夸耀侵略者的勇猛，为军国主义张目，迹近‘汉奸’、‘卖国贼’[3]。

外交部的造反派在抄家时搜出那件他曾在东京审判时穿过的法袍，如获至宝，以为抓住了梅汝璈有反动历史问题的确切证据，并试图将其烧毁。但梅汝璈对此有理有节地应对抗争，并进行了巧妙的周旋，从而保存下了这件历史的珍品。

1973年，梅汝璈在饱受摧残之后，怀着对亲友的眷恋，对文革的不满和厌恶，对未能写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本巨著的遗憾，在北京与世长辞，一代法学功臣，一位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叱咤风云的中国法官在北京默默地离开了人间，终年69岁。